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(浅析魏征与唐太宗的关系)

与李世民、魏徵的关系(魏徵与唐太宗关系分析)魏徵，现为隋唐“魏徵”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，因其直言不讳的建言，辅佐唐太宗“贞观之治”大业，被后人称为“一代名士”。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“镜子”魏徵在历史上被视为“贤人良官”的典范，他们的故事也被人们传颂为美丽的故事。

然而，君臣关系和谐的背后，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历史的真相是，在当时的政治、经济和民族问题的影响下，李世民与魏徵的关系并不像后世所理解的那样和谐，而是非常微妙的。

武德九年六月，发动政变，除掉了自己的亲兄弟李和李元吉。后来又把李氏旁支的孩子都杀了，夺取了继承权。不久，由于压力，唐高祖被传到李世民，并被李世民提升为皇帝的父亲。李世民上台后，做了很多“善后工作”:

首先，他为了确立自己登基的合法性，翻看国书，篡改国家历史，向世人灌输他享有正统继承权的谬论。

其次，为了缓和与反对派势力的敌对关系，同时减轻杀兄逼父的心理压力，他启用了一大批早年效忠太子李的前朝大臣，封锁天下民心。

尤其是魏徵，他已经是东宫的大臣了。他成为国王后，李世民立即给魏徵高官厚禄，并把他拉拢到自己身边。

那么，李世民为什么对以魏徵为首的东宫旧臣心慈手软呢？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，李世民任人唯贤，重视人才？

不是，原因很复杂，涉及贞观初期的政治矛盾、民族经济、民族关系等因素。

由于唐力执政时间不长，大唐在国际局势中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，本已尖锐的南北民族矛盾在大唐内部不稳定的局势中更加突出。高句丽盘踞大唐东北，虎视辽东。突厥、吐谷浑等北方民族不断入侵西北。

俗话说“外忙里忙，内安。”虽然土耳其人已经打了多年仗，但李世民不敢发动对外战争。他深刻认识到“即位日浅，国不安，民不富”的内在问题。此时若对突厥开战，李两代人的努力就白费了。

面对这种情况，李世民立即想到了魏徵。

首先，魏徵是东宫大臣中最能代表山东平民群体的关键人物。只要他能拉拢魏徵，那么李世民就能牵制山东的士绅势力。只要解决了山东问题，那么李世民就可以利用山东的士绅势力和平民集团来影响关中，进而解决西北问题。

此时如果除掉魏徵、山东士族势力和平民集团，而不是为李世民所用，将成为影响大唐统一的又一个不安因素，这是李世民不愿意看到的。因此，李世民对山东平民群体非常慷慨，赦免了他们的死罪，让这群人心存感激。

那么，魏徵在山东有多大的影响力呢？

在李密投降后，魏徵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后来，魏徵自告奋勇，“进贡山东”，担负起在山东征集起义力量的重任。因此，李世基、窦建德的部下、齐等人之所以投奔大唐，与的拉拢是分不开的。

因此，魏徵是联系鲁国百姓和大唐的纽带。如果魏徵崩溃，山东的平民将不可避免地变成懦夫。李世民非常聪明。他没有直接派魏徵去山东，而是要求魏徵“在河北作一安排，做一笔交易”。因此，到达河北后，魏徵尽力保护山东集团。

那么，如何留住这群人呢

于是，魏徵利用自己进谏大夫的便利，以“居安思危”等理由说服了皇帝。而魏徵的谏阻能力也很关键。他知道，如果他想说服一个国家的国王，李世民不会把它放在心上，如果他不迅速发表意见。而“一个疯子的话”会引起李世民的注意。

这也是魏徵和历代官员的不同之处。后人都认为魏徵“精通群书，颇知王霸之术”，“一向胆识过人，善得人意”。众所周知，魏徵只是“对症下药”。如果皇帝不是李世民，想必魏徵会提出另一套说法。

除了话术之外，魏征十分擅长借古喻今，而且他选择的事例都非常有说服力。

就唐朝发展而言，魏征并未引据太久远的例子，而是选择了距离大唐最近的隋朝。魏征向李世民指出，大隋王朝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覆灭，最关键的原因就是隋帝穷兵黩武、徭役不息。魏征的精妙之处在于，他通过引用前朝的例子，使李世民放弃“重役山东，攻伐高丽”的想法，借此初步达成了自己的目的。

其实，李世民在执政之初经略关中、安抚山东，就是为了给将来进攻高句丽做铺垫。然而，李世民一旦对高句丽宣战，山东势必会成为徭役的“重灾区”，这是山东集团难以忍受的，更是魏征不愿见到的。那么，如何彻底打消李世民的念头呢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朝堂上山东集团的实力，并拉拢关陇集团替山东集团帮腔。

所以，只要壮大了山东集团的实力，今后李世民若想讨伐高句丽，朝野上下势必会出现一片反对声音。为此，魏征先后向朝廷引荐了侯君集、 杜正伦、褚遂良等人，并着重栽培了侯君集、 杜正伦，让他们成为文臣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在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每当魏征与李世民在大殿上争得脸红脖子粗时，魏征的身后总有一群帮腔的文臣。

虽说，李世民非常讨厌这群替魏征摇旗助威的大臣，却无法奈何他们分毫。当时，魏征身边的“盟友”主要有王珪、杜正伦、褚遂良三人。每当魏征向皇帝上奏时，王珪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附和，带动身后的文官共同帮腔。而杜正伦、褚遂良则随身携带纸笔，对李世民的一言一行“必书”、“必记”。

这个场面放到现在来看是非常可笑的，但的，却有效地使李世民“不为非法”。

事实上，李世民对魏征等人的小心思了若指掌，他同样看穿了魏征的心理活动，让山东集团成为魏征的后盾，纯属不得已而为之。李世民“即位日浅，国家未安”，首要任务不是巩固中央集权，而是协调各种政治力量。为了让自己的头脑清醒，李世民时刻保持“居安思危”的状态。所以，魏征屡次触怒龙颜却没掉脑袋，实属必然。

为了获取山东集团的支持，使朝中各政治势力保持平衡，身为一国之君的唐太宗不得不耐心听取群臣的谏言，还得将所有不满全都埋在心里。《贞观政要》中收录了不少君臣语录，这些文字几乎三句话不离“居安思危”，“如何收成”的话题在君臣语录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，当然，这些都是李世民上位后的迫切需要。

可只有让这些话从大臣们的嘴里说出，李世民才能顺理成章地使国家“由乱入治”。

作为“反面教材”的隋炀帝，因大搞专制的“一言堂”，虽“劳神苦行，未能尽于合理”，最终断送了祖宗基业。李世民不敢忘记“一言堂”的危害，他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。况且，魏征的大多数谏言，除了能让李世民警醒外，还从侧面衬托了李世民“善于纳谏”的品德。

如果看透了这一点，李世民魏征君臣的一些对白就十分微妙了。

为了成就自己的美名，李世民在听到魏征的反对意见时，总会先责怪一番，引出魏征“愿陛下使臣为良臣，勿使臣为忠臣。良臣使身获美名，君受显号，子孙传世，福禄无疆。忠臣身受诛夷，君陷大恶，家国并丧，空有其名”，如此云云。

随后，李世民会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再说出那句至理名言：“征蹈履仁义，以弼朕躬，欲致之尧舜，虽亮无以抗。”

这种话若仅在史料中出现一两次，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李世民是高尚的，不过，类似的事发生太多次，难免会让人认为李世民有“作秀”之嫌。而且，李世民采纳魏征意见时，双方探讨的通常是一些小事。一旦面临实质性问题，李世民必会独断专行，根本不会给魏征面子。

魏征是精明的，每遇到关键问题，他往往会采取回避之法。

李世民坐稳江山后，功德圆满，随即对山东集团进行了打压。

侯君集被处死、杜正伦被驱逐。魏征过世后，“罢叔玉尚主，而足陪所撰碑”。直到魏征死后，两人终于从“求谏”、“直谏”的表面关系，恢复到相互利用的实质关系。《旧唐书·魏征传》中的记载已经非常明确了，侯君集、杜正伦被处理后，李世民第一时间打算对魏征动手，所以才会“始疑征阿党”，想要将黑锅扣到魏征头上。

从时间上来看，李世民对魏征起疑心时，魏征尚在人世，由此可见，此时的李世民已经打算清算魏征了。不过，晚年的魏征在朝中的影响力极大，他的地位难以撼动，再加上，其他因素的制约，李世民不得不选择隐忍。当然，在魏征死后，两人之间隐藏了几十年的矛盾在朝夕间爆发，李世民再也不需看魏征的脸色了。

魏征墓在陕西礼泉县九嵕山唐昭陵西南约3公里处的凤凰山巅，其墓址于山岭南端依山凿石而筑，属昭陵陪葬墓之一。墓垣现仅有蟠桃纹碑首的丰碑一通，《旧唐书·魏徵传》中有载：“帝亲制碑文，并为书石”。碑首造型，与众不同，似有独特恩遇之意。现碑身通体磨光，已无书写镌刻痕迹。

参考资料：

【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贞观政要》、《旧唐书·魏征传》】